人民网北京3月7日电（陈灿）2017年全国两会日前拉开帷幕。6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人生就是博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做客人民网文化频道，与网友分享他今年的两会议案，并畅谈文化产业、媒体融合、全民阅读等话题。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龚代表是人民网的老朋友了，今年两会您带来什么议案和建议呢？

龚曙光:我还是更关注文化和文化产业。这一次我的几个议题都是关于文化的，一个是关于中央应该有一揽子的政策支持国有文化资本走出去、加快海外并购。第二个是希望中央有更多的政策能够明确国有企业能够加快人才体系的建设。第三个是关于在新的技术背景下，我们如何加快传统文化经典的结集、出版、搜索，在新的技术背景下推动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

主持人:这次您主要关注这三个方面。我了解到您去年呼吁加快文化援外项目，今年又提出文化企业海外并购，您一直在关注文化相关的研究，这几年您关注的方面有没有相应的变化呢？

龚曙光:我之所以关注文化，一是因为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它很重要，应该说是极端重要。第二，我自己对文化和文化产业相对熟悉，对它所处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有更切身的体会。至于我这些年一直所提的议题，特别是去年提的关于文化援外，今年支持国有文化企业走出去。实际上都基于中央对于文化的基本国策，这就是文化自信。

我认为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中华文化价值的一个评判，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在文化传播中的一个姿态的要求。因为中华文化作为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它确实应该是一种非常自信的姿态，而且它不仅仅过去是辉煌的，它在当下也在对世界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未来必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对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如果我们自己的姿态都是不自信的，或者是不够自信的，实际上对它的传播是会有不良影响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提出我们国家在援外项目当中要加大文化援外的力度。因为援外是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援助，过去这些年的援助，我们更多关注修路、修房子，涉及到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很多被援国在文化上也是有需求的，如果我们在文化援外这些项目的安排上有更多中国文化的内容，也体现了我们国家作为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主渠道，对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重视、对文化自信的态度。

今年我为什么要谈到支持国有文化企业走出去呢？因为这些年文化走出去更多是在产品的沉淀上，比如我们的版权，在贸易中走出去；比如我们一些实物的文化产品走出去，电视剧走出去等等。这些产品都是在一个产品层面上走出去，一个国家的文化要想大幅度的走出去，它是需要通路的，它必须要有从国内走向国际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通道。在海外，它还需要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传播平台。这样它就需要国有文化资本必须做一些并购和收购。相对来讲一些主流的通道在你手上，或者有影响力的平台在你手上，或者一些非常优质的文化资源在你手上的时候，我们更有利于自己的文化产品走出去，同时有利于我们在海外汇聚到一些体现中华文化的传统、宣传中华文化的作品，这样就形成国内国外的一种合力。就不仅仅是我们的产品在推广中华文化，全世界还有很多其他语种甚至其他国家文化产品也在帮我们推广中国文化。所以，从资本层面来讲，这可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迭代的方案，应该是走出去的一种深化或者加强。

主持人:人生就是博传媒在这块又做了哪些探索呢？

龚曙光:从文化援外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说过去我们国家在文化援外上相对来讲是比较薄弱的。前两年我们确实跟商务部一起做了南苏丹的文化援外项目，这个项目是商务部第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文化援外项目，这个项目推进得很好，被援国对这个项目的实施也比较满意。从这开始，我们也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推进文化援外这项工作，应该说前期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也可以看到文化援外正在成为相关主管部门非常关注，而且着力在推的一个新的援外项目。人生就是博传媒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现在也在努力推动这个工作往前走，相信会有比较好的成绩。

在资本走出去的问题上，在海外并购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做，包括前几天还跟法兰克福书展集团签了我们参股它的一个全球在线版权交易系统的项目。这个系统目前已经有201个国家在使用这个系统，应该说是唯一一个的全球版权线上交易系统。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像这样的项目，相对来讲规模还是比较小的，不是特别大。我们也在海外谈了一些非常大的优质文化或者优质文化渠道或者平台的项目，但在具体实施中就会有一些问题比较难解决。比如第一次如果要并购就涉及到外汇流出的问题，现在我们外汇流出有自己的政策。如果不给文化并购一些特殊政策的话，实际上这种并购，在外汇问题上就很难完成。

还有涉及到文化产品或者资源的对外并购，它和其他行业还不一样，因为文化产品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我们并购过来的这些产品，它在意识形态的属性和把持标准上和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并购它，把它的尺度全部改过来，肯定人家是不干的，或者它的价值就不在了。如果说我们并进来之后，缓慢地改进这些尺度，然后逐渐地形成共识，这是需要有一个容忍度的。这些是作为并购者特别敏感的一个问题。如果政策不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尺度，让我们有时间逐渐去融合和改变的话，这个事情就很难做。当然，还包括文化资产评估的问题，相对来讲，文化资产的评估比其他行业的评估更难一些，因为文化资产原本就是软实力，对于一个软的东西的评估和对于一个硬的东西评估的尺度是不一样的，这里也有一个我们怎么去把握好评估方式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文化资本要走出去，要形成规模，还是需要中央在政策上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有了这些东西，我认为对于推动整个中华文化走出去，推动中国文化对于世界当代文化形成一定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一定的共识，是有积极作用的。

主持人:您提的这几个方面对于文化产业这块有它的意义在的。

龚曙光:我应该说到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往往提出的时候，这些问题已经出现了，未来文化产业继续要往前走，如果仅仅控制在产品的层面，它是不够的。再往前走，力量就不够了。只有产品、渠道、平台、资本都一起往外走的时候，中国文化才按照它自己的逻辑或者自己的方向加快发展的速度。

主持人:现在我们也在说媒体融合，我们也知道人生就是博传媒有自己的报纸、网站，二者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龚曙光:媒体融合，在国内，你们是榜样。第一，人民网现在做得越来越好，在网民心中权威性越来越高，在舆论上的引导力和影响力，我认为目前人民网在新媒体当中是最好的。同时，你们有中央厨房，人民日报等多个媒体介质。中央厨房，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当然，人生就是博传媒在这方面，应该说觉醒是很早的。实际上我们在十五六年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互联网的产品，在这十多年的历程中，一方面是通过资本收购或者强化了一些互联网的产品，比方说像红网，是人民网的兄弟网，应该说在全国的地方网站中是做得不错的。从传统的PC端到现在的移动端，他们的过渡也很好。

红网有一个自己的特色，它不仅仅建立了省里的采访中心，而且也建立了各个市州甚至各个县的红网分站。实际上湖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资讯采集的网络，这些东西到了湖南的采编中心，现在把它叫做融媒体的中央厨房，就分解到PC端、移动端，还有正在建设已经开始在使用的户外大屏、室内大屏，我们红网是六端，六端集合到一个采编的中央厨房，真正形成了在不同的媒体介质上来制作一体化的、标准化的新闻产品，这对红网来讲，可能在地方媒体当中也是走得比较前的。

除了红网之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产品，比如我们还有跟腾讯合作的大湘网，更多以生活资讯为主体的网站，一年的流量也很大。我们还有专门为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创办的枫网，目前也是中国流量最大的、老年人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网站。枫网同时还有自己的很多的客户端，最大的客户端的活跃用户都是一、两百多万，这样的客户端有好多个。移动端加在一起，活跃用户也接近两千万人。两千万人都是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其实这是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特殊群体可能是很多媒体不一定能够进入的，被我们掌控了。整个新闻资讯这块，媒体这块，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互联网的——我们把它叫融合发展的产品。

除此之外，传统出版这一块，像教育，我们和华为合作，我们控股的数字化教育解决方案，这个公司叫天闻数媒，目前也是中国做数字教育解决方案做得比较成熟的一个公司。我们产品已经卖到全球11个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去年的销售有六个亿，这样的规模还很大的。像在线教育解决方案，还有贝壳网、人生就是博迅智一系列这样的公司，包括传统出版，我们现在自己在线的出版或者在线的售卖是一个完整体系。实际上我们传统的业务，特别是核心业务，基本上都已经在互联网+基础上完成一些基本的工作，已经有些互联网化了。

我们去年来自于真正新媒体的收入在20个亿左右，不到20亿，在15-20亿区间，大概占我们总销售的15%、16%左右。如果从比例来讲，这个比例不算太高，但是从绝对量来讲，一二十个亿来自真正互联网的收入已经不算小了。当然，融合发展是所有传统媒体都必须直面的一个升级换代的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门槛，这个坎儿迈得过去还是迈不过去，关乎传统企业的生与死，在目前是兴与衰，到未来是生与死。在这个时候，一是我们已经在做；第二，我们还在路上，可能也永远在路上。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是非常多的项目，针对老年人或者针对其他一些特定的群体，我们有做相应的规划，您当初是怎样布局的呢？

龚曙光:我们企业的战略是服务于自己的目标人群，一个企业如果不是有特殊使命的，你很难说是为所有人群服务的。我们当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人群，就按照我们自己的目标人群去做好它在传统出版或在互联网+乃至未来互联网化、移动互联网化这样一个战略方向。

比方说，我们目标人群中排第一位的是0-25岁的青少年，这是我们第一大目标人群。我们所有的产品，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媒体的产品，都会来关注它。比如第二个目标人群是55岁-100岁中老年人群，我们不仅创造了像单期发行量过两百万份的《快乐老人报》，还有枫网和《活过100岁》的科学杂志，乃至于各种各样的APP和各种终端，这样形成了对人群的全方位的关注，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案。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发展一直是在路上的，接下来还要怎样推动呢？

龚曙光:对我们来讲，恐怕未来在互联网，在融合发展上，第一是更好地把我们的核心产品，就是中华优秀文化集成这个方向的产品能够更好地互联网化和移动互联网化。对我们目前来讲是使命，也是社会责任，同时也是中国出版未来的一个市场。如何把过去这些典籍，真正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产品和功能提供给读者，而不是简单把它数据化，然后甩在一个数据库里，你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你真正把它变成当代人、当代不同终端的人所喜闻乐见的、方便使用的，而且用户体验良好的这样的产品，而不仅仅是一个数据库，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一些文化与技术怎么匹配，形成产品的研发工作，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方向。

第二个，如何利用更新的、目前还在迭代的互联网技术和其他的一些技术相融合，把我们传统的资源变为新一代的服务社会的产品。比方说，我们出了大量的少年儿童教育图书，我们积累了几十年，这样一些资源应该说都是有效资源，包括儿童生理的、儿童心理的、儿童成长历程的、不同的中外名家的东西都在这个地方。现在互联网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现在很多的故事，不一定要妈妈来讲，而是手机或者其他终端来讲。我们还特别关注到，其实家庭里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需求是精神服务的机器人。有陪伴型的机器人，有学习型的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不仅仅是一个硬件，更重要的是经过对少儿生理、心理或者知识学习过程的科学化处理，已经有对这些内容的独到选择，这个潜力未来很大，这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

第三，把VR、AR这样一些技术，如何应用到教育出版各个领域中间来，因为教育出版涉及到物理、化学各种实验，涉及到美术、绘画的各种示范和呈现，比方说音乐的示范性教学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虚拟化、情景化的，这也是我们发展的方向。 所以，在融合这条路上，目前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产品设计要求也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真正要把这条路打通还需要努力。

主持人:还在路上。您是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之一，曾经公开提到过，要做传统出版的终结者，也提到过要振兴传统出版业，这二者看似有一些矛盾，您自己在这一块是怎样看待的呢？

龚曙光:对于所有的传统出版人来讲，这个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对于所有的传统出版企业来讲，这个矛盾也是存在的。所以，对于出版人来讲，这表现为纠结。对于传统出版企业来讲表现为纠缠。在我这里怎么是统一的呢？其实很简单，20年前我就认为，互联网乃至于互联网迭代之后的技术一定会改变传统出版的方向，这样一个趋势是不可能更改的。所以，作为一个大的出版企业，你在面对趋势性、方向性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走这条路，这个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正是基于这个态度，我说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做传统出版的终结者。因为你不做终结者，你就被终结。假如我们是一个个人，可能未来互联网再发展，我作为一个传统编辑还能活下来。或者我是十个人的一个小的出版社，或者一百个人的出版社，我可能也活得下来。但是人生就是博传媒是一个三万人的大的出版机构，它要养活三万人，现在每年的销售是过了100亿，利润是20个亿这样的企业，如果你在方向性上不是坚定的，你不是去做终结者，就一定是被人家终结。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非常清醒。

至于为什么在整个出版界是我率先提出要振兴传统出版，那是因为我认为互联网替代传统出版的方向是不会变的。但我认为，从我当时说话起，到我认为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会有一个传统出版，或者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出版交互生存的一个过程。在交互生存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传统出版还要往前走，一方面是互联网的产品要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有一个生长的过程，我当时认为是30年，现在看起来，我可能觉得是40年或者50年，可能比30年要长。因为从现在看起来，传统出版被替代的速度是慢于我当年估计的速度。

一方面，现在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产品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我们还要靠传统出版来支撑，这个支撑既支撑我们企业自身的利润销售，也要支撑社会的需要。就我们现在社会来讲，我们对纸质图书的需求还是大于互联网产品需求的，到今天为止，社会对纸质图书的需求依然是刚需，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满足刚需。

第二，为什么要振兴传统出版呢？互联网在发展，传统出版好像要被替代又还没有被替代的时候，人们的观念是混淆的，人们的意识也是惶惑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大家想到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中去又没有走过去，把眼下的传统出版业又丢掉了，势必会造成对整个出版界的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我认为很多的从业者，他是走不到移动互联网去的，他的能力、水平和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就在传统出版里面，所以必须把传统出版做好之后，使这些人发挥他们的作用，来支撑整个行业在当下这种状态的发展。

第三个，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不管怎么发展，传统出版作为核心的文化内容，它依然会是最重要的发展要素。因为没有了这些内容要素，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产品是走不远的。所以，我所提出的振兴传统出版，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当下的刚需，满足当下的刚需；二是为了使自己未来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的产品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依托，这就是依托我们传统出版所创造的巨大的优秀内容。从这个意义来讲，它是不矛盾的，也是不纠结的。

一开始，业界觉得最早提出要当传统出版终结者的是龚曙光，现在提出要振兴传统出版的也是龚曙光，觉得他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现在大家明白我的思路了，觉得我的思路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矛盾或者纠结。

主持人:是的，刚才听您说完之后觉得不是看起来那么矛盾了。您刚才提到内容非常重要，您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能否跟我们分享对您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一本书？

龚曙光:我是一个读书人，我读过的每一本书，对我人生都是有影响的。当然，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当年读的时候产生过很深很深的影响，后来也会持续发生作用的，还是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潮》，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史家，对19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研究，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登峰造极的。皇皇几卷本，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史学家，把历史脉络理得很清，把重点作家论证得很好，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启悟，一个人生在你所生长的时代是不能选择的，你生长在唐代，生长在宋代还是清代，还是生活在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不是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没得选择的。但是当你生下来之后，你是有选择的。选择什么呢？你是可以选择这个时代的主潮还是末流，每一个时代，不管这个时代，后世怎么去评价，它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还是黑暗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还是渺小的时代，但是他在那个时代中间，一定是有它的文化主流的。

这个文化主流当然可以包括纯文化的文化主流，也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等等笼统混合而成的一个文化主潮。在这里面，你自己就可以决定是选择当弄潮儿，还是选择做一个与时代的主潮背道而驰的一个反叛者，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主潮边上，还是完全退却于主潮边上，这样的话，人也就有了选择。举个例子，五四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五四时代最重要的主潮就是新文化运动，像鲁迅、胡适，选择了当弄潮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还有一些人，我们也很敬重的，像王国维先生，他就选择了排斥这个主潮，成为一个保守者，他甚至愿意为他所守护了一生的传统文化去殉道，也很令我们尊重。还有一些人，比方说当年鸳鸯蝴蝶派的周瘦鹃、周瘦鹤兄弟，还有后来像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先生，他们是既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和新文化运动也有关系，也不是决绝地反对传统文化的，相对在二代人之外有自己一个小小的生命力系数。

这本书对我来讲，不仅使我对文学评论有很多的理解，对19世纪文学主潮有很清醒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人在你所处的时代，你是有不同选择的，其实你不是被动的，你是主动的。这种选择就决定了你在这个时代所要扮演的角色，所要遭际的命运以及你这一生最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

主持人:在当下您的选择是什么呢？

龚曙光:从我来讲，我还是觉得一个人在时代主潮中间，你还应该是更多的去推动这个时代主流的前进，因为一个时代的主流，在一个大的时代里面，时代的主流一定是社会乃至这个民族在那个历史时代所必须要的。这样一种需要，如果是碰到一个逆潮流而行的时代，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里，迎接新的技术，迎接新的文化需求，是一个文化人应该秉持的职责。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大的文化企业的领导人，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我不完全沾互联网，可能在我的任期内也可以把公司做得不错。但是，你要想这么大一个公司，未来它还要走十年乃至走一百年的话，假如它不去面对新的技术，不去把自己的优势资源转化为自己在未来发展中的动力，我就可能是一个庸人，或者甚至是一个罪人，可能对这个企业就犯下了罪过。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在整个文化产品迭代、在互联网融合发展这个问题上，我应该是一个推手，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践行者。虽然道路走得也很艰难，但是这个路必须要走。在这个问题上，在我们企业有一个说法，我愿意做高尔基笔下的丹柯，我把我很真诚的心掏出来，我愿意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决绝的。

主持人:继续走下去。今天非常感谢龚代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感谢您的关注，再会！

龚曙光:谢谢主持人。